克彭“战后三部曲”：虚无世界中的爱与溃败

1945年，德国作家沃尔夫冈·克彭滞留在罗马照顾生病的妻子。这是一个契机：克彭流连忘返于罗马的大街小巷，观察感受。在此期间，缪斯降临：一位前党卫军将军的形象忽现在他眼前。同时，作家偶遇一位爱好音乐的友人，后者为参加音乐会来到此地。回国后，克彭着手创作《死于罗马》——他著名的“战后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那位友人成为小说主人公——作曲家齐格弗里德的灵感来源。此前，克彭已完成三部曲的前两部《草中鸽》（1951）与《温室》（1953）。三部曲，如同连续向湖面掷出的石子，激起争议。有人抨击克彭的作品颓废、毫无积极面向，也有人视之为伟大作品，更有人认为自己是小说的人物原型，备感受辱，对作家本人大为不满。

在众说纷纭的评论中，有一句措辞相当精准：“这本书只配用火钳夹着”。克彭的作品，从创作主题到人物塑造大胆灼人，这来自于他的坦率。诚实的书写总归要揭起几块时代的遮羞布，曝光人类的疤痕和尚未愈合的创口。

《草中鸽》被称为“开创新纪元的小说”，描述了慕尼黑的一天。令人想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小说以众多场景的拼贴、对30多位人物的塑造，勾勒战后德国市民阶层的浮世绘，多线情节并驾齐驱：对时代倍感绝望的未成名作家菲利普，与妻子感情不合，后者因战争而阶级跌落；纳粹士兵的遗孀卡拉不慎怀上情人的孩子，她的情人是引起街坊议论的一个黑人——来自美国的棒球明星华盛顿，种族主义令卡拉倍感压力想要打掉腹中胎儿；美国黑人大兵奥德修斯和他的行李工约瑟夫在慕尼黑游荡引发骚乱；美国文豪埃德温则在酝酿着即将到来的文学演讲。

《温室》描述的，是德国政客基特纽夫生命的最后两天。二战后，基特纽夫流亡归来，成为议员，参与重建德国。德国试图以东西德统一的可能作为代价，参与欧洲防务共同体、响应重新武装德国战略。这股顺应冷战潮流、历史梦魇的死灰复燃，粉碎了基特纽夫的理想。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他，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妻子酗酒而死，令他陷入虚无主义。莱茵河桥上的死亡与自由是他唯一所求。

《死于罗马》叙述了普法拉特家族两个世代的成员在罗马度过的三天。作曲家齐格弗里德·普法拉特筹备音乐会。他偶遇姨夫犹太扬，前纳粹党卫军，现流亡者；之后又在落脚的旅馆中见到等待他的表弟阿道夫——犹太扬的儿子，天主教执事。阿道夫告知齐格弗里德，他的家人们也来到了罗马。普法拉特家族的成员们聚首在齐格弗里德的交响音乐会上，各怀心事。指挥家库伦贝尔格的妻子伊尔莎，纳粹时期的受害者，犹太扬和普法拉特的仇人，则在这次偶遇中旧伤难愈。小说无论是书名还是结尾都有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的影子。

“战后三部曲”分别用一天、两天、三天来描述二战结束后的西德社会，也是处于冷战中分裂的西德，更是在美国的控制下进行再工业化和军备重装的西德。上至官僚阶级，下到市民阶层，弥漫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纳粹复辟的暗流在涌动。克彭要处理的议题是严肃的，手法却是极其文学化的。了解他的创作手法是掌握其文学主题、诉求的必由之路。

克彭惯用空间来勾画阴郁的时代样貌。《草中鸽》的女主人公埃米莉亚继承来的旧宅是摇摇欲坠的古堡，旧货商的拱顶地窖形同冰冷潮湿的墓穴，市营典当行大厅则像“一个抽干了水的游泳池”。不见天日的黑暗潮湿，是《草中鸽》对室内空间的设定。在《温室》中，波恩闷热潮湿的气候像温室，气候的隐喻直指德国毫无革新的政治环境，更指令人倍感绝望的存在本身：“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温室，基特纽夫看到了奇特的花簇，贪婪的食肉植物、巨型鬼笔菌，像烟囱一样烟雾缭绕，蓝绿色的，红黄色的，有毒的——但这是一种没有活力和青春的茂盛，一切都是腐烂的，一切都是老朽的，肢体肿胀，仿佛患了阿拉伯象皮病。”至于《死于罗马》中的罗马——集权力与艺术为一体的古城，它曾经的奢靡与墨索里尼之死，令自身成为故事发生的最佳地点：有着精妙穹顶的万神殿、建立在古罗马浴场遗址上的天使与殉教者圣母大殿、曾是酷刑实施地的圣天使城堡——这些承载着血腥历史的绝美空间，组合成神秘的阿莱夫：映现着过去和当下无限的对立与矛盾。

在现实的基础上，克彭以细密的隐喻砌起一个属于文学世界的虚拟场景。人变形为有着阴冷蛙蹼的“青蛙”、有冷漠滑溜的“比目鱼”脸；又或者成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动物成了人类：罗马万神殿周边的流浪猫们，组成了最古老的家族，其中一只凶恶的公猫名叫“贝托尼”，影射贝托尼·墨索里尼。文本回到了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叙述逻辑，动物、植物、人类，交互、倒置。甚至作为神话载体的雕像，也加入到这场文学想象的狂欢中：犹太扬在死期将至时，像是要躲避死神捉拿般逃进了古罗马浴场博物馆中，在那里，林立的古希腊雕像，令神经错乱的他以为重回毒气室，令他忆起被自己残害的犹太女人的裸身。隐喻场景，是作家下潜至现实深处的有力工具，像匕首，锋利且灵活。

在隐喻的帷帐之下，隐现复杂且重要的意象——音乐，它具备多种功能：映射处境，也表达自由，是宣泄出口，也是精神寄托。从美国黑人大兵奥德修斯手提箱中的录音机里，传出了“舒缓，温暖，柔和”的美国爵士乐，是黑人文化的浓缩，也是美国主体性的具象载体，它随着奥德修斯穿越慕尼黑，温柔地挑衅着弥漫在慕尼黑上空的种族歧视，也期盼着和解（《草中鸽》）；齐格弗里德的交响乐章则表达出一种全面包容和无限性：“他想表达的是什么？阿道夫觉得是事物的对立性，……他的音乐声中包含着对所有罪恶发生之前的时间的记忆，包含着对天堂的美丽与和平的记忆”，“他们觉得在其中辨认出了爵士乐的节奏，还在其中想象出了一片原始森林、一座充斥着暴露和贪婪的黑人村庄”。（《死于罗马》）在波恩的黑夜中，少女格尔达弹奏吉他唱起天国新郎的歌曲，召唤出历史的幽灵，也唱出了基特纽夫的向死之心（《温室》）。

克彭将现实种种诉诸纸上，在嘈杂沉闷的主流现实中，塑造冷眼旁观者：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迷惘的知识分子，漂流在德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边缘，怀揣理想，却踟蹰不前。这或许是评论界对克彭深感愤慨的主要原因：作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沦为多愁善感的“软蛋”，仿佛德国是沼泽，肮脏泥泞，吞没一切，毫无建树。

作家为主人公创造出一个镜像人物，两个人物的互动场景，像极了一个人对着镜子自说自话：互相怜惜，面面相觑，对立驳斥。《草中鸽》中落魄作家菲利普与美国文学泰斗埃德温，偶遇于慕尼黑宾馆的后院，克彭这样暗示两人的相似性：“铁架子后面站着一位绅士，埃德温在一瞬间的迷惑中把他认成了自己，他的镜像，他的分身，一个讨人喜欢又令人不快的幻影，但随后他意识到，这显然是一种假象，一个荒谬的念头，站在那里的不是他的翻版，而是一位更年轻的绅士。”埃德温在演讲中反对人类存在的虚无，菲利普是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昏昏欲睡的人，但他听出了埃德温心中的犹疑：也许世界的一切都破碎了。《死于罗马》中，齐格弗里德是逃离前纳粹家族的作曲家；表弟阿道夫要逃离的是前纳粹党卫军的父亲以及依然沉浸在纳粹往日辉煌中的母亲，他投身了父母最痛恨的天主教。两个纳粹的后代，各自逃避罪恶，各自在宗教或艺术中寻求庇护和出路。至于《温室》，克彭曾坦陈这部小说本是双男主设定：“两个隐忍的人物形象，一个曾流亡国外并于1945年回国，另一个留在德国做出了让步，然后成了联邦国会议员。”最终出版的《温室》中的唯一男主人公基特纽夫是这两个身份的合体。

有趣的是，《温室》虽没能遵循双男主的人物结构，但却建立起一条女主的镜像链条——基特纽夫已故的妻子埃尔克与他在小说结尾处偶遇的16岁女孩蕾娜，并且埃尔克与基特纽夫初遇时也仅有16岁。16岁少女，召回了埃尔克的亡魂。从少女蕾娜，再到《草中鸽》中的美国女子凯，以及《死于罗马》中的意大利女子劳拉，都透露出作者对理想型女性形象的追求：自由的、清新的、轻盈的。同时，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形象模型的对立面：有着疯狂执念的依附者——菲利普的妻子埃米莉亚（《草中鸽》）、犹太扬的妻子埃娃（《死于罗马》），这两位女性，一个执着于抛弃了自己的上流阶层和财富，另一个则沉浸在早已烟消云散的特权（纳粹）阶层，她们将自身的执念嫁接在丈夫的身上：一个希望丈夫写出名作令自己重回上流，另一个则希望丈夫与其苟活不如成为纳粹的“殉道者”。

克彭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疯狂或甜美，都有着与世界错位的稚嫩与脆弱，令人想起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特丽莎的描绘：“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种不谙世事且飘零的形象，无法不让我们想起他写作的另一个面向——对恋童癖的描绘。《草中鸽》中的埃德温和《死于罗马》的齐格弗里德对少年有着排他的欲望。而《温室》中的基特纽夫在16岁少女怀中获取抚慰和生命力。评论界认为克彭对恋童癖的书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色情的，而克彭就这一点对自己的书写进行了辩护：“我不觉得恋童癖本身对讨论而言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的小说人物而言，这是对寂寞、对遭到迫害、对神经衰弱、痛苦与恐惧的一种象征。”

同时，克彭还谈到了为自己引来攻击的性描写：“今天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理解人类，一个人的性行为、欲望、压抑、潜意识、梦境及困境都是观察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将性视作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人物的性癖好是一串喃喃自语，道出无可回避的自我和那过往经历难以磨灭的痕迹。作家将性和权力链接在一起：无论埃德温还是齐格弗里德对这个世界，既充满了关怀忧虑，又毫无权力感——他们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一丝一毫。与之相对的，是前党卫军犹太扬，他的性充满扭曲的攻击力，和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如出一辙：他认为自己可以施展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克彭也揭露了人性中阴暗的一角：即性与死亡的关系。无论是基特纽夫在性行为之后的自杀，还是犹太扬在性行为后的射杀与暴毙，都早早地扬起死亡黑色的纱幔。克彭也坦白道：“我作品中的性描写大多是‘伤感的’，甚至常常恰恰是‘tristitia saeculi’，即保罗所说的会引发死亡的‘尘世的悲伤’”。

欲望的相左和交织，孤独的野蛮生长，这些都依靠大量内心独白表现人们之间沟通之虚妄、联结之困难。自由间接引语融合了人物的内心与叙述者的目光，造就丰富的韵味和信息量。大量排比，令人物的思辨或情绪宣泄都化为浪潮，反复拍打。一部小说，数个封闭的海，固步自封于各自的汹涌澎湃中，只听得到各自内心的海潮声。例如《草中鸽》中，卡拉与华盛顿对是否生下黑白混血孩子有着完全相悖的心理活动，绝望与希冀、种族主义与开放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死于罗马》中，齐格弗里德的音乐会引发了小说主要人物们的不同反应：市侩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极权时代遗留下的思维方式、对代际与宽恕的思考，在观众席上谱写出一曲严肃又滑稽的的交响乐。

克彭笔下的德国漂浮在黑色的虚无之中，唯一珍贵的爱都是虚幻的，人们在溃败中生死存亡。“太阳的光线让人感到温暖，但太阳的光芒很冷。太阳是一位神，它曾见证过众神的陨落；它，温暖地、光芒四射地冷漠地注视着诸神的陨落。对太阳来说，照着谁都一样。”（《死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