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从图像学角度，探知欧洲建筑的源头与走向

建筑空间并不仅特指某一建筑的内部，同样也包含建筑与建筑之间，甚至大街小巷或城市的某一个街区，可以称之为建筑外空间。近期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空间的格局：中世纪至21世纪欧洲建筑图像学》尝试在宗教、政治、哲学、历史、科学等领域可能的关联史料中解读史痕，并分析建筑样式及风格形成与演变的根源，从中或许可以探知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真实，也在史痕与记忆深处探知建筑的源头和走向。

该书从图像学的角度，以代表建筑为案例，分析建筑与社会形态的关联；也从社会形态出发，解读建筑样式形成的根源及其演变动因。 澎湃新闻特选摘《导论》部分，以飨读者。

思路

人性意识是主导欧洲社会形态形成及演变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因此，人性意识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形态的关联是本书建筑图像学意义研究的主线。本书以中世纪为起点，章节按照人本意识、建筑或社会形态来划分，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章结束。

基督教在中世纪发展并达到极盛，宗教信仰成为主导中世纪欧洲社会形态的重要力量，并成功塑造了今生修行、来世进入永恒彼岸的世界观，也在人们的生活意识中营造了地狱与天堂两界。人间、地狱与天堂组成中世纪认知中的宇宙。身在其中，“自我”的存在不仅渺小，而且还非常短暂，不是坠入对地狱的恐惧，就是陷入对天堂的期待，人本认知就此消散于基督教信仰所铸造的神性世界。这种意识形态洞穿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导致大量教堂的兴建。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建造一座教堂往往需要集结一个城镇的大部分财力，建造时间也往往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不等。在长时间的精心雕琢及对天国彼岸的朝拜中，宗教建筑及其建造过程成为中世纪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载体。 

为了尽可能从根本上深入解读基督教建筑的图像学意义，本书开篇《光域——早期中世纪至12世纪的建筑构造与光象征》的研究，需要回溯到古罗马时代的1世纪，从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建筑精神化的源头。基督教在此时段渐渐成形，但把自身定位为一神教的教义，让基督教成为当时罗马政治力量及众多宗教打压和消灭的对象。此时基督教的教堂尚存在于想象中，捆绑着殉道和救赎，成为一种寓意化的精神殿堂。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将教堂灵化为精神殿堂便成了核心课题。这意味着精神化是中世纪欧洲宗教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 

图1 亚岷主教堂，1220-1366，法国，摄影马宁

中世纪早期，宗教建筑的精神化并没有相对精准和体系化的指向，而是在教堂空间营造一种迷离不定的神性氛围，并通过特定的媒介，如祭坛、光与暗影、壁画和马赛克等，让信徒从感知层面确定神的存在。12世纪中叶，随着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发展和建造技术的提升，教堂建筑系统构造神性空间的发展路径日渐清晰，紧密地与神学认知结合在一起，在哥特式建筑中形成了一种体系化、黑暗却又光彩迷离的深空 (图1)。因此在《光域》之后，本书第三章以《神居——哥特式建筑与神学》为题，解读哥特式建筑与神学的关联。精神化的神性空间在哥特式时代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人性从神性中觉醒，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世界，这标注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到来，成为欧洲历史的分界。 

图2 卡罗·拉伊纳尔迪、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圣阿格尼斯教堂穹顶 建于1652—1672年，罗马摄影马宁

这个时代从14世纪初开始，大约至17世纪末结束，原文直译为“复兴”，中文则以“文艺复兴”为名，两者均突显了新时代的本质——人本意识的复苏，以及“自我”在世俗中的存在。这种人本意识主导了欧洲文艺复兴至当下的历史进程。宗教革命、君主专制、启蒙时代、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等历史现象，都可以理解为人本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本意识指向繁杂，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是世俗权力意识与世俗化的自然意识。建筑形态与这两种意识的关联成为本书第四章《人烟——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人性的自识》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应的是，研究案例从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扩展到世俗宫廷建筑、市政建筑、庄园及园林设计等领域。在世俗化的权力意识及欧洲宗教革命的挤压中，宗教的神性蜕变成神权，与世俗王权并合在一起，形成君主专制时代的两种重要权力结构。建筑与世俗王权及宗教神权相关联，因此成为第五章《权势——巴洛克建筑与权力构架》的解读目标。这个章节中，城市规划也纳入研究案例。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穹顶画(图2)。在文艺复兴早期，穹顶画就致力于在建筑实体上打造虚拟空间，并在随后的时段中，与透视、建筑结构、雕塑、采光和极为复杂的装饰体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视幻艺术体系。穹顶画的主题大多出自神话传说和宗教文本，并表现、打造为世俗之人想要去到的彼岸世界。

图3 菲利普·卢泰尔堡，煤溪谷的夜晚布面油画 68x106.5cm 1801 伦敦科学博物馆藏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世俗王权和宗教神权在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崩溃，穹顶画走向没落。在启蒙运动中，启发人性和开拓世界的不再是宗教信仰或王朝力量，而是理性知识；所开拓的世界也不再位于彼岸，而是立于今生。工业革命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重要力量(图3)，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突进，都带来了社会形态的改变。与之相应的是，本书第六至第十章的研究内容——工业革命过程中的建筑，核心脉络仍然没有偏离人性认知的演变。 

早期工业革命为社会带来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机器动力的高效和革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光明未来。但这光明之下，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高速消耗和新底层劳动力也形成了另一面，一个黑暗的深渊。正如德国浪漫主义哲人约翰·沃尔夫纲·冯·歌德(JohammWolfgangVonGoethe，1749—1832)的一句哲言:“光有多亮，暗有多黑。”这种极端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建筑形式，一种为古典主义建筑，强调理性，与工业革命呼应并出现了建筑语言简化的趋势；另一种为浪漫主义建筑，强调感性，试图通过回归自然和中世纪的神性时代来背离工业革命。这两种建筑形式体现了启蒙运动和早期工业革命背景之下人性认知的两种流向，一种崇尚理性，另一种背离工业。两者虽然看上去对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对立中塑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本书第六章《极变——18至19世纪欧洲建筑的理性与感性图式》的研究目标，正是梳理建筑与这两种人本认知的关联。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已经席卷了欧洲，并向世界各国蔓延。蒸汽动力革命和科学理性推动社会形态与文化在传统模式中裂变，欧洲建筑出现了短暂的复古潮流。但本书并不详述这些建筑样式，而是在第七章《花幻——欧洲古典建筑的黄昏》中把研究目标定位于新艺术运动建筑，因为复古建筑大多是一种传统建筑元素的挪用和整合，而新艺术运动中的建筑却在传统与科学之间塑造了新的建筑形态。其中可以感知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灵魂，也可以看到古典主义建筑中工业化的趋向。这种奇特结合让传统之花再度盛开，却又在工业革命潮涌中迅速衰败。新的建筑形态在20世纪初尘埃落定，最为关键的一步来自德国包豪斯(Bauhaus，1919—1933)。第八章《简构——包豪斯的建筑理念与构成美学》的研究核心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构造适应工业革命的建筑样式。 

构成美学是一种因工业革命而生的新兴美学，其目的在于打造与工业生产相匹配的审美形态。包豪斯学院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样是塑造一种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实用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包含建筑、工艺设计和材料等各种可能关联的领域。两者的完美结合为现代建筑打下了里程碑式的根基，也树立了一个难以攀越的标杆。 将美学思想融入建筑中并非易事。在中西方哲学中，美并不是简单的感官愉悦，而是一种在心灵层面生发的感应。美学修养是要求非常高的综合性素养，再加上建筑实施过程中受众人群、经济效益等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尽管也不乏非常杰出的现代建筑范例，但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城市所营造的主流面貌，大多冷酷、利益化及效率化。身在其中，有时就像处在庞大的机器结构中，与传统断绝，与自然隔离。 在文艺复兴时代觉醒的人性，仿佛又要消散于现代都市巨大的体量中。

图4 威廉纪念教堂遗址 柏林，摄影马宁 

在此情况之下，更有必要回顾包豪斯的建筑理念与美学。尽管包豪斯奠定了建筑工业化的基本模式，但并非止步于工业化，而是同样致力于建筑与自然及传统的关联。在包豪斯之后的时代中，工业化建筑成了主流，但建筑与自然和传统却始终藕断丝连(图4)。第九章《故里——现代建筑的传统径向与自然》的主要研究目标正是从现代都市中提取这条关联路径。行于其上，可以观望传统、看到精神化的自然乃至宇宙，还可以看到童话般的奇幻世界。至于最后一章《镜花——建筑空间与伊甸园的幻象》所涉及的，既是这条路径的一种延续，也是全书的总结。 

梳理本书的研究主线，还可以看到一些针对传统的描述。全书每个章节的建筑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传统的身影。但这传统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在新社会形态与文化语境下再生的新建筑形态，又在时间的流逝中转变为新的传统。本书中的大量建筑样式都可视为对传统的传承与再造。如果把传统视为过去的一种面相的话，本书还会从史痕与记忆两个角度，简要地谈一谈留存于建筑空间中的过去。

史痕

建筑的一个关键属性即用可能的材料与形式打造与外界隔断的空间。在构造空间的同时，建筑也收录了外界的形态。在人类成长过程中，外界的形态并非恒定:在远古时代，外界大多是一种充满野性的大自然，其中弥漫着希望和敬畏，因为大自然中有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有“无所不能”的神灵；当然也充满着危机: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猛兽、毒虫巡游于其中，更有魑魅魍魉在人意识的阴暗处。在人类起源之时，建筑既是躲避风雨之处，更是与野外分割的屏障、规避危险的庇护所。在人类长久的使用过程中，原本为实用功能打造的器物、建筑的部件都成了“意义”的载体。例如“门”，代表着野外与家园或生与死的分界。建筑既是对野外的镜像，也记录着人类营造自我的痕迹。 

在此层面之上，建筑空间中的结构、雕塑、装饰、图像，甚至透入建筑的光照等可能的元素，都彰显着历史的痕迹。这里的史痕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习惯性所认知的历史，因为在时间与权力的作用中，历史重建的过去扑朔迷离。在此情景之下，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考古学与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还原历史。与此相比，建筑空间所留存的史痕非常特殊，既留有过去的痕迹，也交织着现实和未来——这样一种感性的形态能在精神层面贴近人的心灵，并因此具备了储存“记忆”的属性。 

记忆

这里所说的记忆，并不是生理学研究上的记忆，而是哲学化的记忆。在古代哲人的思虑中，记忆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经历的积淀，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灵，埋于灵魂之深处。在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的著作中，只有通过上帝的神性光照，才能触及潜藏于灵魂深处的心灵。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认知中，心灵在人的诞生之初就如同一块白板。人的经验刻铸于这白板之后形成记忆，也就是说记忆造就了心灵。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就算是个人化的经验，也会通过被动或主动学习，从群体认知、历史和当下认知中，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具备了集体经验的属性。“触景生情”的“情”，显然可以解读为记忆的一种方式，而“触景生情”之“景”，也可以指向特定的事或物，所以特定的事或物能触发记忆。老建筑在岁月流逝中收纳时光，刻铸着史痕，成为触发记忆的媒介。或许正因如此，才可以让世界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们，流连于古老建筑中。或许你对某一街区某一建筑的历史毫不知情，却能从建筑、街道的斑驳中，感知种种莫名而又游离的过去......对此，这里将列举一个直观的例证。 

图5-1 艾古力圣弥额尔礼拜堂入口，摄影马宁

图5-2 艾古力圣弥额尔礼拜堂内部，摄影马宁

图5-3 远眺艾古力圣弥额尔礼拜堂外部 勒皮昂瓦莱，摄影马宁

法国有一座城市，名为勒皮昂瓦莱(LePuyenVelay)，基本上由大量古建筑群组成，名为艾古力圣弥额尔礼拜堂(Saint-Micheld'Aiguilhe，图 5-1、图5-2、图5-3)即处于闹市之中，坐落在一座约85米高的火山岩峰之上，拥有近1200年的历史。山上建有一条陡峭的石阶，道路的终点就是这一座古老的教堂。在早期罗马式的技术条件下，教堂的墙壁上仅可以开很小的口作为窗户，内部空间非常昏暗，与透进的光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营造了非常神秘的视觉效应。教堂内部空间的分割部件，如墙、柱、拱等，都非常不规范，给人一种质朴的感受，可以让人把思绪带回过去遥远的时代，也可以让人联想起人类“童年”的稚嫩。在此，古建筑成为一种追忆过去或追忆自我的媒介。这样的建筑遗迹遍布勒皮昂瓦莱的老城区，游人如织，有的为了宗教朝圣，有的则陶醉在古老的街区，捕捉着游弋在斑驳石块、空气和阳光中的记忆游丝，或触摸刻蚀于城市中的史痕。 

图6 弗朗切斯科•波洛米尼 四喷泉圣卡罗教堂 建于1634—1665年 罗马 摄影马宁

《空间的格局：中世纪至21世纪欧洲建筑图像学》书影

建筑空间并不仅特指某一建筑的内部，同样也包含建筑与建筑之间，甚至大街小巷或城市的某一个街区，可以称之为建筑外空间。例如意大利罗马四喷泉圣卡罗教堂(ChiesadiSanCarloalleQuattroFontane，建于1634—1665年，图1-6)的外建筑布局，就利用四座人格化的喷泉雕塑(LeQuattroFontane，1588)，外置到建筑外墙的凹槽中，从而把建筑外空间定位于两条街道的交会之处。这种空间有特定的图像学寓意，更能成为保存史痕和触发记忆、承载这一空间的重要媒介，即建筑的材料、结构，以及其中的绘画、雕塑、装饰和器物。基于这些层面的考量，本书尝试在宗教、政治、哲学、历史、科学等领域可能的关联史料中解读史痕，并分析建筑样式及风格形成与演变的根源，从中或许可以探知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真实，也在史痕与记忆深处探知建筑的源头和走向（图7）。

（本文作者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系主任，全文选摘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空间的格局：中世纪至21世纪欧洲建筑图像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