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欧盟正在关闭的边境；美司法独立传统正遭侵蚀

欧盟正在关闭的边境

2015年，当超过130万人前往欧洲（主要是逃离叙利亚的残酷战争）时，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回应道“Wir schaffen das”（“我们能应对”），并打开了德国边境。不到十年后，面对不到高峰期十分之一的非法入境人数，欧盟各国纷纷表示：“不，我们不能”。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我们不愿”。

在半数成员国由极右翼政党掌权的巨大政治压力下，政府们正在相互比拼，推出更为严格的反移民措施。本月，德国在所有陆地边境重新实施检查，法国表示要恢复“边境秩序”，荷兰宣布实行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政策，瑞典和芬兰则提议通过严厉的新反移民法。

日前《卫报》发表了Jon Henley的报道，认为从德国开始边境检查到法国承诺恢复“边境秩序”，拒绝开放边境的态度可能威胁到申根区。

当地时间2024年9月4日，德国巴伐利亚州，警察检查车辆和车辆文件。德国宣布9月16日起所有陆地边境恢复护照检查。

作者认为，这种情绪可能会加剧欧盟内部的紧张局势，不仅可能危及欧盟耗时近十年、最近刚刚敲定的新庇护和移民协议，还可能威胁到申根区这一欧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德国移民与融合研究中心的马库斯·恩格勒（Marcus Engler）表示：“这就像一种过度反应。一个接一个的限制措施出台，既没有影响评估，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真正奏效。这显然是选举逻辑的产物。”

根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底，欧盟记录的非法入境人数为113400人，同比下降约36%。一向被视为欧盟最开放的成员国之一的德国最近也收紧了庇护和居留法律，减少了部分难民的福利，并自塔利班于2021年掌权以来首次恢复了阿富汗国民的遣返。

在民调中远远落后于中右翼和极右翼反对派的由社民党领导的脆弱三党联盟，坚持认为本月在陆地边境重新实施检查的措施将减少移民，并“保护我们免受恐怖主义和严重犯罪带来的紧急威胁”。在发生一系列持刀袭击事件（其中嫌疑人是寻求庇护者）以及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在关键的州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此举的政治动机被广泛谴责。

在欧盟层面，许多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将其视为对申根区的潜在重大打击，申根区是27个国家中无需护照的自由流动区，被认为是欧盟最重要的经济成就之一。一位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官表示：“这是一种陷阱。一旦你在没有实际理由的情况下引入这种措施，几个月后你如何向选民解释，现在反而可以安全地撤销呢？”

匈牙利的本土主义政府对此表示支持，本月匈牙利威胁要派遣一队巴士的移民到布鲁塞尔，以抗议欧盟的移民政策。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说道：“欢迎入伙。”

同样，荷兰由极右翼反移民自由党（PVV）领导的新联合政府也做出了类似回应。本月，它承诺实行“欧盟最严格的入境规则”，称该国“再也无法承受移民的涌入”。这个由四党组成的政府计划冻结新的庇护申请，只提供基本住宿，限制家庭团聚签证，加快强制遣返。它还打算宣布“庇护危机”，以便可以在无需议员批准的情况下采取措施。

曾经热情接纳移民的瑞典，其由少数右翼联盟组成的政府依赖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本月提议将支付给愿意回国的移民的金额从880欧元提高到30000欧元。斯德哥尔摩还计划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向当局举报无证移民，而芬兰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极右翼芬兰党，则希望禁止无证移民获得非紧急医疗服务。

法国的新右翼政府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本周，法国总理米歇尔·巴尼耶形容移民水平“往往令人难以忍受”。他表示，废除已在法国居住至少三个月的无证移民的全面医疗保障“不是禁忌”。巴尼耶还称赞了“德国社会党总理在边境控制方面的做法”，称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其强硬的内政部长布鲁诺·雷泰洛（Bruno Retailleau）表示，法国应该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永久检查。雷泰洛在他的首次电视采访中说道：“法国人民希望看到更多的秩序：街道上的秩序，边界的秩序”，并补充说巴黎的目标是“重新审视已经不再适用的欧盟立法”。

这一在整个欧盟蔓延的新情绪对申根区的未来以及欧盟刚刚敲定的新庇护和移民协议来说，都不是好兆头。该协议在经过近十年的谈判后于今年春天最终达成。尽管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该协议将增加苦难并减少保护），但该协议旨在加强外部边界，同时分摊安置的财务和实际负担。

荷兰和匈牙利已经表示希望退出该协议。法国也暗示它可能在重新考虑这一协议。恩格勒说道：“目前，各国政府已经在说，这还不够，他们希望有新的规则赋予他们更多的控制权。”

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国正一致推动离岸处理，即丹麦与科索沃、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签署的类似协议（在意大利的情况下，还包括与利比亚和突尼斯领导人达成的减少出发人数的协议）。据报道，15个成员国在奥地利、丹麦、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带领下，已经写信给欧盟委员会，呼吁其“确定、制定并提出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新方法和解决方案”。

外包庇护接待和处理工作到欧盟以外国家是这15个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外还包括“共同的遣返方法”，特别是遣返回安全的第三国或包括叙利亚和阿富汗在内的原籍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承诺采取这种方式。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渐渐地，氛围在发生变化。语言和政策变得更加严厉。我们在讨论十年前没人敢提的话题。”

欧洲法律学院的欧盟法教授阿尔贝托·阿莱曼诺（Alberto Alemanno）表示，显然有一个模式正在形成：“一个呼吁将临时边境管控变为永久的法国右翼政府；一个事实上暂停申根区的德国中左政府；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式的移民协议正成为新的运作模式；移民协议也准备重新谈判，仿佛还不够严格……谁来反对这一切？”

恩格勒最后总结道，欧洲显然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移民挑战，“但这些并不是解决方案”。他补充道：“几代政治家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将欧盟打造成一个自由流动和人权的空间。现在看来，当代的政治领导人似乎打算在几年内把它全部推翻。”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作者Kaki Bali），德国重新引入边境检查以控制非法移民的决定在希腊受到了媒体和政治人士的批评。一些报纸评论员将该决定称为“反欧洲”的，并称其为德国政府向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屈服的证据。此外，雅典越来越担心，如果其他欧盟成员国效仿德国，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引发多米诺效应。这种担忧最近几周在多家希腊报纸的头版上显而易见。

9月15日，即边境检查开始前一天，自由派的《周日新闻报》（ To Vima）头版标题为“关闭边界，开放伤口”。第二天，亲政府的《午后新闻报》（ Apogevmatini）警告称德国关闭边界后，移民将“涌入”希腊。

这正好有利于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保守政府的议程，移民问题重新成为头条新闻，不是因为希腊的政治，而是由于德国政府的决定。这意味着希腊公民真正紧迫的问题暂时不再是焦点。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Pulse为SKAI电视台进行的民意调查，移民和难民问题并不是希腊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调查显示，34.5%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过高是最重要的问题，18%担心低工资、小额养老金和上涨的租金，而15%认为经济是关键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只有5%的人口认为移民是主要问题，在媒体和政府眼中，移民问题的责任在别处：战争、贫困、走私者、自由左派、土耳其（当它“打开大门”时）和德国（因其“慷慨的福利国家吸引力”）。

但目前在希腊谈论移民危机是不正确的：从2024年1月至9月中旬，希腊仅登记了约36000名入境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这与2015年通过陆路和海路登记的约860000名入境移民和次年到达的近200000名移民相比相差甚远。当时，大多数移民是逃离叙利亚战争的难民。

2015年和2016年，仅有超过200万难民逃往欧盟。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和沿着巴尔干路线的国家，巴尔干路线从土耳其出发，通过保加利亚或希腊穿越巴尔干半岛。

德国在2015年夏秋两季接纳了数十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叙利亚。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确信，希腊在移民问题上已经做得足够了，表示希腊通过在爱琴海的严格控制和在希土边界修建围栏，正在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希腊还在其多个岛屿上设立了大型接待中心。他明确表示，希腊无法在移民问题上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

希腊智库ELIAMEP主任玛丽亚·加武内利（Maria Gavounelli）认为，德国重新引入边境检查的决定“目光短浅”。她坚信，这一决定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对欧洲团结构成威胁。加武内利表示，她热切希望德国并没有考虑终止申根协议，因为“那将摧毁我们的欧洲家园”。

大多数专家认为，德国的边境检查无法阻止所谓的“次级移民”，即那些首先抵达希腊但寻求在其他地方定居的移民。过去三年里，约75000人在希腊申请庇护后前往德国。自2021年以来，几家德国法院裁定，已经获得保护身份的人不能被遣返回希腊，因为他们在那里可能无法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在希腊，庇护申请者必须住在封闭的营地，且不得工作。已经获得庇护的难民则可以工作，但无法从国家获得社会保障、住房津贴、儿童津贴等援助。不过，这也适用于大多数希腊公民。然而，获得庇护的人被允许离开希腊，并每年可以在其他欧盟成员国自由旅行三个月。大多数抵达希腊的难民和移民希望前往北欧，特别是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有亲戚和朋友，并且有未来的前景。

政治学教授潘约蒂斯·约阿基米迪斯（Panayiotis Ioakimidis）表示：“朔尔茨的进步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采纳了极右翼的立场，试图遏制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法国和荷兰，他们也曾尝试过类似的做法，但结果不仅没能阻止极右翼的崛起，反而加速了这一趋势。”约阿基米迪斯是希腊最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他为多届希腊政府提供了建议。他确信，尽管德国重新引入3700公里边境检查的决定在欧盟法律下是合法的，但它正在破坏欧洲一体化。

美国司法独立传统正遭侵蚀

2024年10月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刊登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文章《司法独立的终结》（ The End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探讨了美国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其当前面临的威胁——“美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该文于9月16日首先刊发在《大西洋月刊》的网站上。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警察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前采取安全措施。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和历史学者，曾获普利策奖。她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及SNF Agora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该文回顾了美国司法独立制度的起源。早在18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试图控制美洲殖民地的法官任命，引发了殖民地的广泛抗议，最终导致了美国革命。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独立的司法机构被认为是防止专制的必要手段。

美洲殖民地对司法独立的强烈情感从何而来？一些殖民者知道洛克或孟德斯鸠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关于分权理论的著作，但大多数人民（包括暴民）希望拥有独立的法官的原因与这些美洲殖民者希望革命的原因相同：本能地对遥远的、专断的、不合法的王权感到反感。

当代美国联邦法官享有相对稳定的待遇和终身任期，他们也依赖于遵守特定的准则和惯例来保持独立性。除此之外，阿普尔鲍姆还认为法官自身的品格是司法独立的更重要的保障。

“他们必须避免政治影响，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来进行论证，必须至少尝试不去迎合总统或州长的要求。这可能是所有惯例中最重要的一个。尽管对美国司法政治化的担忧可以追溯到共和初期联邦党人和杰斐逊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并且在每一个社会或政治变革的重要时刻都会重新浮现，现代美国人普遍认为被任命到最高法院的法官会以善意行事。早期共和国的政治哲学家、宪法的起草者以及当今的法学院教授们大多数都认为，联邦法官会努力，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言，将‘必要的诚信与必要的知识’结合起来。”

然而，近年来美国一些法官的行为，使人们担忧司法独立性正在受到损害。作者列举了一些新闻中的例子：

“两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接受了来自可能对他们的法律判断有兴趣的人士的大额、未披露的礼物；其中一名大法官的妻子在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中发挥了作用；不止一名大法官在确认听证会上误导国会，掩饰他们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意图；金钱和游说者在法院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打破惯例阻止了一次提名并促成了另一次提名；现由共和党主导的法院为一位违法的共和党前总统延长了豁免权——所有这些都产生了累积和破坏性的影响。现在，最高法院和所有其他联邦法院在两极分化的政治光谱两端都被看作是更弱、更具政治性、更容易操纵、受宪法的约束更少。”

由于该文作者的丈夫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波兰从政，她分享了2015年波兰司法改革的例子作为对比。

2015年，波兰议会多数党法律与公正党与总统合作，决定通过立法强制年长的高等法院法官立即退休，从而让党派能够任命大量新的法官（这与FDR计划填补美国最高法院席位的举措类似）；还创建了一个新机构来调查和制裁那些做出不利于政府裁决的法官。当宪法法院（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其中一项政府法律，但总理拒绝在官方法院公报上公布该裁决，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强制总理或执政党遵守这一裁决。

最终这导致了对新任命法官合法性的混乱和司法党派主义的显著上升。几年后，在华沙有诉讼案件的人普遍开始根据主持案件的法官类型来评估他们胜诉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据法律依据。

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事实是，司法体系的衰退对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仍是一个遥远、理论上的问题，直到政治化的法院产生了实际影响人们生活的法律变化。

2020年10月，已被高度党派化的宪法法庭将波兰本已严格的堕胎法收紧至几乎全面禁止。根据这一裁决，即使在女性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医生也开始拒绝进行堕胎手术。几名女性因此丧生。

直到那时，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才反应过来，几乎已经太迟了。数百名“新法官”仍然在职，他们的忠诚度不明确，甚至可能对他们自己也不明确——他们应该只是中立地解释法律吗？还是在那里表达任命他们的政党的意志？

文章说，美国要复制波兰的经历显然很困难：美国法官的终身任期已经写入宪法，没有任何总统可以轻易地一次性替换几十名法官，或者建立一个违宪的机构来对他们施加控制。但波兰经验中的一个元素可能是相关的：规范和惯例转变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度迷茫。

2022年艾琳·坎农（Aileen Cannon）的案例可能是一个预兆。这位美国律师协会认为“刚够资格”的佛罗里达州南区法官做出了一系列空前且在法律上存有疑问的决定。她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决定似乎是故意为帮助特朗普逃避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今年7月中旬，她驳回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起诉特朗普的案件（史密斯指控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扣押敏感的国家安全文件并对FBI撒谎，违反了《间谍法》）。主流法律学者认为坎农的裁决基于非常可疑的理由。

盖洛普在今年7月份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仍然认可法院的民主党人只有15%，而认可法院的共和党人则有66%。

作者在文章结尾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国家。……革命时代的殖民者曾被国王统治，并决心不再重蹈覆辙，……而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生活在一个联邦司法裁决基于对特定政治家或政党忠诚的经验，也许这使我们陷入了自我安慰的’这里不可能发生的宁静中。但正如（美国宪法学家）Laurence Tribe所说，我们面临着‘一个与帝国行政权并肩行走的帝国司法’（an imperial judiciary walking arm in arm with an imperial executive）的现实可能性：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保护美国免受独裁统治的法律和规范会逐渐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