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布洛赫：他认为自己同卡夫卡一样，只是活过、写作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名存实亡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步入了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在1859年（奥意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战败之后，在与匈牙利成立二元统治之后，虽然宫廷与贵族的权威仍然得以延续，但是自由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终于获得了对奥地利的历史发挥影响的权力。”自由化进程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艺术、哲学和科学各个领域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为当时的奥地利文化带来了崭新的动力。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奥地利文化开始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辐射力，五光十色的精神潮流和文化现象在这里纷呈融合，在世纪末的伤感与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之间的张力中呈现出一幅极为诱人的多元化景象。而作为这一文化的中心，1870年至1930年间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在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最富创造力和变革意识的城市，堪称20世纪世界文化的“孵化器”。只要看一下下面列出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大致明白维也纳对20世纪乃至当今文化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学鼻祖），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性学大师），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Siegfried Bernfeld，教育改革家），奥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精神分析教育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个体心理学创始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大师），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与维也纳学派，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ß，感染控制技术先驱）与维也纳医学院，胡格·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及斯蒂芬·茨威格（Hugo von Hofmannsthal, Arthur Schnitzler und Stefen Zweig，文学家），奥托·瓦格纳、约瑟夫·霍夫曼、科洛·莫泽尔（Otto Wagner, Josef Hoffmann und Kolo Moser，建筑与设计大师）及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画家）与维也纳分离派，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建筑大师），埃贡·席勒和奥斯卡·科柯施卡（Egon Schiele und Oskar Kokoschka，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舞台剧权威），古斯塔夫·马勒与阿诺德·勋伯格（Gustav Mahler und Arnold Schönberg，现代音乐大师）。自由化进程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就是加速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被同化的犹太市民在参与维也纳的文化生活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们在奥地利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一位名人里面是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就有九位之多。而赫尔曼·布洛赫就诞生在那个时期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

赫尔曼·布洛赫

赫尔曼·布洛赫生于1886年11月1日。正如他在一封信（KW13/3，357）中所披露的那样，他的父亲，约瑟夫·布洛赫，很小的时候就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侯国来到了维也纳，并且像许多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的犹太人一样从事起了纺织品贸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就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在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地区都拥有很多生意的纺织品批发商。1885年他与维也纳一个犹太世家小姐的婚姻，一方面标志着他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有着犹太文化背景的他为维也纳市民文化所接纳、所同化的标志。而赫尔曼·布洛赫实际上也是这两种文化传统结合的果实。如果说大城市的基督教-市民文化为赫尔曼·布洛赫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理念的话，那么犹太民族的犹太教—家长制文化则更多地是从伦理层面上影响了他。

有关赫尔曼·布洛赫的生平，以1927年为界，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1897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也可以称之为布洛赫的“彷徨期”。与同为犹太人的卡夫卡一样，年轻的布洛赫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所受的教育、培训和从事的职业都是父亲一手安排好了的，而这一切却都与儿子本人的愿望大相径庭。正是由于父亲的要求，本来希望进入文理中学（Gymnasium）的赫尔曼·布洛赫最终成为一名实科中学（Realschule）的学生。虽然数学和哲学是他的偏爱，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纺织技术；虽然他更愿意在大学的哲学系拿到博士学位，但是纺织工程师却成了他的头衔；虽然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数学家或是哲学家，但是他却成了父亲工厂里面的助理经理，并且最终接替父亲，成了工厂主。虽然他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是同时他也继续保持着自己对哲学和数学的兴趣。他试图在家族责任和个人兴趣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赫尔曼·布洛赫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这一点也与卡夫卡非常类似）：白天他处理工厂里的业务，而其余的时间则用来从事数学与哲学研究，以及一些零星的文学创作。早年的布洛赫的主要兴趣就集中在数学、认识论以及价值和历史理论。由于商业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妨害自我发展的阻碍，所以早在1920年，他就试图卖掉工厂，以便获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虽然此事由于家人的强烈反对而告吹，但是在1925年，由于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萧条，布洛赫终于说服家人接受他的决定。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十九岁的布洛赫正式注册成为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主要攻读数学和哲学。他在那里一共学习了九个学期，直到1930年。而在1927年，他终于卖掉了工厂，彻底解除了一切商业职责，获得了全心全意进行精神追求的机会。

对于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从他进入父亲工厂（1907年）开始的二十年职业生涯，布洛赫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认同感，他更多地认为这段岁月不值一提，如果可能，他实际上更愿意抹去这段经历。他甚至把它称为“1907到1928年间的一段空白”（KW13/3，357）。他认为自己与卡夫卡及穆齐尔一样“都没有真正的传记”，都只是“曾经活过、写作过”（KW13/3，287）。但是事实上，这段“彷徨期”并不像作家本人所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因为作家的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这段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作家的半生岁月）形成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在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尼采、叔本华以及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影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他开始了文化批判之路。而那篇集中反映他前期价值论思想的文化批评杰作《价值的崩溃》（ Zerfall der Werte）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作为“奥地利原料加工企业法院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他还被委派去从事消除失业的工作，而正是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群众心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赫尔曼·布洛赫终于慢慢认识到了文学的价值，而作为一个时刻以“认识世界”（KW13/1，63）为己任的人，他的兴趣点主要聚焦在数学和哲学。事实上，布洛赫之所以选择数学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他的“认识论-哲学的研究”服务，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数学，人们就无法进行哲学思考”（KW13/3，288）。而文学最初只不过是才能全面、兴趣广泛的布洛赫偶尔涉猎的一个领域。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籍资料显示，他选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数学、哲学以及原子物理、艺术史和拉丁文。而在长达九个学期的大学学习期间，他竟然没有修过一个文学专题研讨班或者听过一节日耳曼学讲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时在维也纳大学风头正劲的是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他们所倡导的逻辑实证哲学在布洛赫看来也难以令人信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必须成为一门严密精确的科学的假设与他试图以数学作为哲学思考基础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要求将哲学研究的范围严格限定在逻辑和认识批判领域，而对过去哲学关于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做法在布洛赫看来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推动他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正是来自上述两个领域（KW10/2，195）。布洛赫被迫寻找新的领域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些用数学手段无法处理的哲学领域，首先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只有从神学意义上讲才是‘客观的’，而从其他意义上讲都是相对主义的，最终都是‘主观的’。而正是这一主观性迫使我进入可以使之绝对合法化的领域，也就是文学。”（KW13/3， 288）于是，在1928年，布洛赫完成了他由哲学和数学向文学的转向。

1928年，已经四十二岁的赫尔曼·布洛赫正享受着向往已久的全面独立生活，他人生的“觉醒期”终于来临。在完成了“文学转向”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乔伊斯、纪德、曼氏兄弟、卡夫卡以及穆齐尔等作家共同开创了小说的“新革命”，他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框架，将长篇小说变成了深刻反映时代内部复杂趋势的艺术形式和帮助作家对时代重大问题进行多重思辨的认识手段，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更是成了他们手中协助探讨各种问题的理想工具。正是在这些作家以及理论家（例如卢卡契）的影响下，布洛赫把长篇小说看作可以最好地表现自己价值与历史哲学思考的文学媒介，并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梦游人》（ Die Schlafwandler）三部曲。小说的三个部分［“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1888·Pasenow oder die Romantik）、“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1903·Esch oder die Anarchie）和“1918年——胡格瑙或务实主义”（1918·Huguenau oder die Sachlichkeit）］分别以德国威廉二世登基、统治中期和退位为时间点，将“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务实主义”表现为一个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过程，通过三个德国人的命运来反映在世纪交替前后整个欧洲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作为文化哲学家，赫尔曼·布洛赫试图通过作品来向人们说明，欧洲出现危机是有其深刻的伦理乃至宗教根源的，欧洲的没落实际上是现代欧洲伦理沦丧的表现。而一切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走向崩溃，人的行为趋于无意识和毁灭。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家才会将他的文化批评之作《价值的崩溃》作为附录直接嵌进了这部完成于1931年的小说。

随后布洛赫又在1933年创作了一部篇幅较小的小说《未知量》（ Die unbekannte Größe），小说讨论了如何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中理性地应对生活的问题，布洛赫还在其中利用了20世纪20年代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的新发现与新变革（布洛赫对这两个领域的知识都很熟悉）。同时他还从事了一些戏剧与诗歌创作。但迄今为止，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梦游人》里面，布洛赫试图展现出当旧有价值体系面临崩溃与解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失去伦理规范的“恶”（das Böse）将会对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造成莫大的冲击。而1933年，作家的这一担心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竟然变成了现实，法西斯的肆虐让作家觉得有必要利用小说这一媒介对之进行模式化的展现和批判。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长篇小说《着魔》（ Die Verzauberung）的第一稿。小说以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村子里是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主人公：以希特勒为原型的马里乌斯·拉提（Marius Ratti）和精通医术的吉松妈妈（Mutter Gisson）。马里乌斯利用政治诡计和虚假承诺来煽动群众，并且在他的“武装部队”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村庄的控制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布洛赫始终坚持他的文化批判立场，认为政治与社会上出现的危机实际上是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危机的体现，并且归根结底是宗教危机的表现。在创作《梦游人》系列的时候，布洛赫就希望通过对价值崩溃的描述表达出自己对“唤醒与救赎的渴望”以及对“一种新伦理”（KW1，723）的憧憬。所以，在《着魔》当中，作家塑造了吉松妈妈这样一个形象，她认识到村民的行为是源于脆弱和恐惧，因此针锋相对地提出“关爱”与“知识”与之对抗。她的关于“心灵”的思想正是布洛赫试图通过小说表达的“新伦理”和新的宗教观。1936年，布洛赫又对《着魔》进行了第二稿修改，这一次他把小说命名为《得墨忒尔或着魔》（ Demeter oder die Verzauberung）。从题目的相似性我们就可以知道，布洛赫原本是想把它也写成类似《梦游人》那样的三部曲，而该小说只是计划系列中的第一部，可惜这第二稿由于“在维也纳过多的逗留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牵扯和阻碍而彻底停滞下来”（KW13/1，477），最终未能完成。

伴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布洛赫已经深深地体味出这价值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悲凉，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已经走向了终结。对于“进行纯粹精神创造的人们以及艺术家”来说，现实的社会是一个怀有敌意的社会，“进行精神创造的人们和他们的劳动被彻底地排除在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与物质生活之外”。（KW10/1，53）这一文化困境促使布洛赫进一步思考“文化终结”与艺术的关系。事有凑巧：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在圣灵降临节，受到法西斯野蛮政策刺激的布洛赫为维也纳电台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终结时期的艺术》的演讲稿，后来由于电台方面的要求，布洛赫又改为朗读《梦游人》的一个片段作为替代，但是对于上述主题的关注却一直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萦绕不去，他也在思考如何将“文化终结与文学”这样一个主题以短篇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KW13/3，63）。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的维吉尔。在他看来，公元前1世纪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都为内战、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关于维吉尔在临终之时要求焚毁《埃涅阿斯纪》的传说打动了我们的作家，布洛赫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产生这一绝望的想法的，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KW13/3，63f）于是，在四年后（1937年）的3月17日，布洛赫在维也纳电台朗读了一个大约二十页的短篇《维吉尔归乡》（ Die Heimkehr des Vergil），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初稿。在写作的过程中，布洛赫迅速被小说主题的丰富性所打动，他也因此停下了手头即将完成的《着魔》，转而对《维吉尔归乡》做进一步修改，希冀可以驾驭小说复杂而又多变的主题，于是就有了小说的第二稿和第三稿。在第三稿的写作过程中，即1938年，纳粹部队吞并了奥地利，布洛赫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越来越逼近的“死亡威胁”逼迫他必须对死亡做好心理准备，而他正在创作的维吉尔题材的小说也因此突破了维吉尔所处的历史框架，而具有了作家本人的死亡意识，变成了“关于自身死亡的想象”（KW13/3，65）。当他因为订阅苏联杂志而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并因此入狱的时候，这种“死亡威胁”随时都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活着出狱似乎成了一种奢望。在这一困境之下，“写作”似乎成了作家与暴政和死亡相对抗的唯一手段。而死亡主题的凸显在小说第三稿的题目上也得到了体现：《死亡小说》（ Erzählung vom Tode）。

幸运的是，在詹姆斯·乔伊斯等朋友的帮助下，布洛赫在出狱之后获得了英国签证，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英国短暂停留之后，1938年10月，与二战时期许多德国流亡者一样，他来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最初住在纽约，然后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生活了七年。1949年以后，他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1940年，布洛赫又完成了小说的第四稿，这次的题目是《维吉尔的归乡之旅》（ Die Heimfahrt des Vergil）。事实上，在第四稿完成之后，布洛赫就已经开始采用《维吉尔之死》（ Der Tod des Vergil）这个题目了。又经过了近五年的大规模删改，作家终于完成作品的第五稿，也是最终稿，并于1945年在纽约同时出版英语和德语两个版本，题目最终定为《维吉尔之死》。这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在现代小说中堪与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相媲美。

但是，在完成了《维吉尔之死》之后，布洛赫本人也完成了“诗人”向“勉强为之的诗人”（Dichter wider Willen）的转变。所谓“勉强为之”，就是说布洛赫虽然是一个诗人，却不愿意做一个诗人，而他虽然不情愿成为一名诗人，却无法摆脱作为诗人的命运和责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显然与他多方面卓然不群的才华有关：“1886年11月1日出生于维也纳的赫尔曼·布洛赫是旧奥地利最后一位通才（Polyhistor）”。熟悉他的人们都知道他是诗人、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而他同时也是数学家、纺织工程师、工厂经理，还是纺织业协会的干部。作为“奥地利原料加工企业法院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他对失业问题相当熟稔。作为一位极负盛名的文化批评家，他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最后，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一位极具洞察力和预见性的人权与法律思想家和民主理论家。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艺术、科学和政治三大领域都表现出极高才华的人，而文学创作只是这位“通才”诸多兴趣点中相对重要的一个。而在另一方面，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布洛赫对待文学的态度实际上是他内心矛盾和灵魂冲突的反映。正如布洛赫研究权威保罗·米夏埃尔·吕策勒所言：“布洛赫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以艺术构思为乐的小说家，也不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怀着极大兴趣的故事讲述者，而是一个误入文学这条歧途的哲学家，他可以在哲学（包括政治学）与文学两种语言写作之间游刃有余，并且经常很从容地在哲学家与诗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可以看出，布洛赫首先并不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而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与文化批判的思想家。“认识”与“伦理”是他赋予自己的使命，而“真实”与“价值”（或者说“真”与“善”）是他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他才会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产生兴趣，而正是这两个领域促使他从事哲学和数学研究。但是当他注意到现行的逻辑实证哲学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时，他转而从事起文学创作。他试图让文学来承载他对“认识”和“伦理”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诗就是认识的躁动”（KW9/2，49），并且可以承担“艺术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责任”。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所遭遇的却是一个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和一个敌视精神创造的社会，作家对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理由不能不一再地产生怀疑。早在1932年，布洛赫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已经流露出困惑：“总是有不安一再地袭上我的心头，生怕所有文学的东西、所有诗意的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不再具有任何存在的理由。”（KW13/1，190）而在作于同年并修改于1936年的讲演稿《詹姆斯·乔伊斯与当今时代》（James Joyce und die Gegenwart）（KW9/1，63—94）里面，作家又一次大谈特谈长篇小说与“诗”（Dichtung）的存在价值以及它们存在的可能性。作家似乎是在为自己加油鼓劲，并用自己似乎坚定的艺术信念来冲淡因价值崩溃而造成的对于“诗”的意义的困惑。但是这一困惑并没有因此被解决，反而伴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愈加猛烈起来。整个世界正处于可怕的大动荡之中，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大肆屠戮，无数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接踵发生，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身为伦理作家的布洛赫这个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文学作品在面对暴行时的软弱无力，他对文学意义的困惑也变成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否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了由“诗人”向“勉强为之的诗人”的转变：一方面，他依然无法摆脱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于是他再一次拿起笔，将他对于文学（或“诗”）的深刻怀疑诉诸文字，将作家内心的苦痛与挣扎艺术地再现出来，于是就有了《维吉尔之死》这部长篇杰作。而另一方面，他已经对文学心不在焉。因为在他看来，文学的语言已经无法承载他对于文学使命的要求，那就是“认识”与“伦理”。所以这位“误入文学歧途的哲学家”又恢复了对于哲学写作的热情，重新用准确的学术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见解与认识，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期待。正是在美国流亡期间，布洛赫开始了他深入而又富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涉及历史哲学、文化批判与政治理论的著作与文章，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未完成的巨著《群众性癫狂研究》（ Massenwahntheorie）和研究奥地利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的一篇论文《霍夫曼斯塔尔与他的时代》（Hofmannsthal und seine Zeit）。

1949年，一位德国出版商找到布洛赫，要求重印作家战前的一部分短篇小说。这可以说是布洛赫依然没有摆脱诗人命运的另一个证据—他依然背负着“作家”的称号。但是布洛赫并没有依从出版商的意见，他试图把这当成一次表达自己政治观点与立场的机会，于是他重新创作了几篇小说，同时又对需要重印的小说进行了修改，以便它们能够与小说的整体的叙述框架相吻合。这部由十一篇中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被他命名为《无罪的人们》（ Die Schuldlosen）。作者在小说里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德国20世纪20到30年代各种各样所谓的“无罪的人们”。这些“无罪的人”恰恰是法西斯产生的根源，因为正是他们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和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助长了法西斯独裁的孳生和猖獗。因此，这些人表面上无罪，实际上却是有罪的。布洛赫的这部小说是战后清算法西斯主义的一部不朽文献。

在创作《无罪的人们》的同时，布洛赫又开始了《着魔》的第三稿修改。时间对于布洛赫来说变得越来越吝啬，而他的精力又不时为各类事务所牵扯。1949年他写信给朋友抱怨说：“我现在手头有八本书要完成。其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为了糊口），而这八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是对我最为重要的哲学类著作（除了一项认识论研究），目前的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回到我真正的工作上去的希望。”（KW13/3，356）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来往的信件。于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写作也就成了他的日常习惯，而这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而另一方面，流亡美国的布洛赫生活日渐拮据，不得不依靠写作换取微薄的稿费，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根本无法让他得到物质生活上的保障。虽然他不时得到一些美国基金会的赞助，但这也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1950年他被耶鲁大学德语系吸纳为名誉讲师，但那也只是有名无实的教席。贫病交迫之下，布洛赫积劳成疾，于1951年5月30日因心力衰竭在自己的寓所里与世长辞。

本文节选自《维吉尔之死》译后记（[奥]赫尔曼·布洛赫 著，梁锡江 钟皓楠 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