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餐桌｜“同一健康”：从ICU生活到气候危机的警示

2024年7月21日早上7点，我被闹钟叫醒，回到了现实。

护工阿姨从爸爸卧室里端出积满的尿壶。妈妈半小时前就在厨房准备早饭了，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把爸爸这一天要吃的几十片药按时间顺序摆放好。爸爸的卧室里传出机器轰鸣声，他躺在床上吸着高流量氧气。他必须24小时吸氧，因为过去一个多月，他在ICU里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

医院里的ICU家属等候区。本文图片除书封外均为作者拍摄。

这次ICU经历让我确认了一个真理：不要等进ICU了才关注健康，“一次大病，终生遭罪，全家拖累”。气候问题同样如此，不要等气候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才开始行动。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人只有当健康或者环境问题变得不可忽视时，才会开始重视。

比如那些正在遭受极端天气灾害的地区只能等待救援，就像病人在ICU里等待医生的拯救一样。

某种程度上，很多打工人都过着为了生存而心力交瘁的“ICU生活”，只能看到今天，无暇顾及明天。尽管如此，我们仍有机会走出“ICU”，重获健康，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行动。

健康危机vs.气候危机

在爸爸出院的前一天，我们紧赶慢赶装了一个空调。今年的高温热浪频发，空调在我的老家（新疆乌鲁木齐）成了抢手货，我特意打客服电话，说病人急需，才抢到靠前的安装名额。事实证明空调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爸爸一回到家就喊热，一方面，那段时间气温经常超过35摄氏度；另一方面，24小时工作的制氧机源源不断散发着热量。

爸爸可以在家吹空调，而我却不得不出去跑腿。那一天，我的工作清单上包括：去医院买药；去买菜，顺便买午饭（这样妈妈就不用做饭了）；联系买氧气罐，以防突然断电（比如高负荷用电量下的限电或极端天气灾害导致的断电），也可以让制氧机稍微休息一下。

买氧气罐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爸爸已经成了气候危机中的脆弱群体。一旦停电，他就没法吸氧了。这个夏天，除了高温热浪，还有接连不断的暴雨洪涝。每次看到新闻里说受灾地区停电了，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和爸爸一样的病人无法吸氧了该怎么办？

其实去年回老家时，我就提议装个空调，但被爸爸拒绝了。2023年7月打破了人类史上多个纪录，也是全球月均温首次升温超过1.5℃升温临界点的转折点。那时爸爸身体健康，他们可以开车去乡下的院子避暑，过上令我羡慕的田园生活。

今年的7月21日、22日和23日，又成为了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天。据联合国估计，在过去二十年里，65岁以上老人因高温而死亡的人数增加了约85%。除了老人和病人，脆弱人群还包括：城市贫民、孕妇、儿童、残疾人、流离失所者和户外工作者，比如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快递员和外卖员。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全球超过70%的劳动力（24亿人）面临极端高温的巨大风险。

在COP28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说：“气候危机就是一场健康危机。”

去年，我在记录爸妈的避暑生活时，只是杞人忧天地担心如果气温继续升高下去，他们费尽心血打造的乡村小院将无法承担避暑的功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相比于气候危机，人的健康危机来得更快、更直接。

今年的避暑小院，没人打理，荒草丛生。

据报道，一项对呼吸道疾病日常门诊的研究显示，在热浪期间，中国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增加了30%。而我爸爸这次进ICU就是源于一次原因不明的呼吸道感染，进而导致肺部严重感染。出院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感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夏天极端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频发，我偶然看到新闻也无心关注，变得麻木不仁。因为眼下我只能顾得了家人和自己，没时间想未来。 

ICU生活vs.可持续生活

“亲历ICU之后，对苦难的体悟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在《重症之后：如何避免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的推荐序中如此描述ICU。

《重症之后：如何避免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加）丹妮拉·拉玛斯著，王新宇、王索娅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月

王一方教授还写道：“ICU是生命的拐点，也是健康的拐点，从学理上打开了健康-疾病、生命-死亡、富贵-贫贱‘间性’的全新思考。”

的确，ICU家属经历也成了我的生活拐点。作为独生子女，我不得不从上海回到老家照顾家人。我庆幸目前自由职业的生活状态，虽然收入低，但可以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在上海，我是一名倡导可持续食物和可持续生活的创业者。然而，这两个多月我过上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我称之为“ICU生活”。

从工作的角度，“ICU生活”是我竭力要避免的。但是“ICU生活”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反思可持续生活，或者说为何我们无法实现可持续生活。

什么是“ICU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续命而保持生存状态，其余的一概无心考虑。接下来我将从时间观、生活观和消费观来展开。

“ICU生活”的时间观，简单来说就是“活过今天”。

每天睁眼就像进入“ICU模式”，我和妈妈只有一个念想，希望爸爸能挺过今天。接下来，我就要随时待命，等待医院派发的“工作”任务，还要应对每天出现的新问题。ICU的探视，一周只有3次机会，一次1小时。为了及时了解病情，我每天下午在ICU门外的座椅上等着见忙碌的医生，因为不知道医生什么时候能抽空出来，有时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见一面。有一次，我等了一下午，下楼上个厕所就错过了医生。还有一次，我犯低血糖，感觉要晕倒了，还好有护士进ICU里拿了一瓶葡萄糖救了我，从此我时刻在包里备好一堆葡萄糖和食物。那时，不仅是ICU里的爸爸要活过今天，我每天的目标也是活过今天。

在这种状态下，我无法工作，也无暇关注其他事情。以前我很擅长时间管理和高效工作，但这次我时刻感到焦虑和压力。在爸爸住进ICU的前两周，我很难入睡，也吃不下饭。随着爸爸病情的稳定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我逐渐调整了状态，并树立了新目标：为了我们一家人，我要吃好睡好。现在我的饭量倍增，以前我总嫌家里食物分量太大，如今能全部吃完，甚至吃拌面还要加面。由于过度疲劳，我不再需要安眠药，头碰到枕头就能入睡。

我的生活观也有了巨大变化，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力气，我尽量选择送货上门的网购，我甚至第一次买了会员。为减轻妈妈的做饭压力，我出门就尽量带外食回家，或者点外卖，后来因为外卖实在不好吃，我们请了家政阿姨做饭。由于公交不便利，我出行要么让亲人开车送，要么打车。一切都以便利为出发点。

相比上海，老家的物流速度和线上购物的丰富程度仍待提升，但网约车和外卖已非常普及，而且不少网约车是电动车。道路上没有非机动车道，外卖小哥们只能在车辆间穿梭，有些外卖员随身带着功放音响，为拥挤的道路增添了异域情调。每次听到这些声音，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

这些我在上海努力减少的“便利”，在“ICU生活”里着实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当然背后的代价我是很清楚的。

一是大量的垃圾。除了快递、外卖和日常购物产生的垃圾，还有大量一次性医疗垃圾。虽然楼下有分类垃圾桶，但没人在分类——起初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分类，直到一天我看到垃圾清运车把不同颜色垃圾桶的垃圾一起倒入车里，我就彻底“放心”了。

二是买买买成瘾。原本我是个反对消费的人，秉持物尽其用的原则，经常买二手物品。爸妈也是节省的人。然而在“ICU生活”里，容不得出差错，添麻烦和浪费时间都会让人更焦躁。买买买的起点是微波炉，旧微波炉的旋钮有些问题，关键时刻总是失灵，我一气之下就买了一个新的，从此靠买买买解压，不仅满足了生活需求，还带来了一种迅速解决问题的快感。这两个月下单的东西估计超过了我过去3年的订单量。

我的消费观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最近我也在反思，算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ICU里每天上万的花费让我的消费观膨胀了。每天我点开医院小程序看到欠费了，就要赶紧充值一万元，否则可能接到医院的催款电话。这样以“万”为单位的消费体验，让我产生了“有钱才能续命”的唯金钱论思想，我甚至开始“教育”妈妈，花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

反思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打工人生活也是一种“ICU生活”，或者说，便利的消费主义生活就像一个“大型ICU”，金钱是让人上瘾的解药，消费是治疗手段，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在看不见的地方造成了环境和气候问题，排放了大量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短跑VS马拉松

不要以为离开ICU就万事大吉了。正如王一方教授所说：“进出ICU，只是大战的序幕，后续的‘持久战’才刚刚开始。”看完《重症之后》，我才知道“慢性危重症”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苟延残喘、不得解脱。“每时每刻都有将近10万人在这片长期疾病的苦海里挣扎。”

有一些病人需要依靠生命维持系统来生存。比如，书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问医生，自己是否在接受生命支持？她在大学时得了急性白血病，5年后白血病治愈了，但长期治疗的副作用让她患上了进行性肺病，她不得不靠呼吸机维持生存。医生对这个问题有些意外，表示呼吸机是一种形式的生命支持。女生耸了耸肩，说道：“我通过脖子上的洞与生命系统连在一起。”

《完美捕手：与超级细菌搏斗的惊魂之旅》[美] 斯蒂芬妮·斯特拉次迪 [美] 汤姆·帕特森著，李芃芃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23年11月

除了医学上的生命支持系统，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和家属也同样进入了“持久战”。爸爸从ICU回家后，虽然压在我和妈妈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块小石头。住回家的前两周，我和妈妈比在医院更累了，尽管请了护工阿姨帮忙，我们三个人每天都筋疲力尽。我突然明白了《重症之后》里为何写道，“肺移植项目规定，至少需要三个支持并照顾患者的人，医生才能考虑器官移植。”我也体会到《完美捕手：与超级细菌搏斗的惊魂之旅》里与超级细菌搏斗的家属的建议：“照顾好你自己，你现在一直将这件事儿当作冲刺跑来对待，但这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跑马拉松的时候，你要节省能量，控制节奏。”

这次经历让我联想到我们正面临的另一个“ICU”情况——气候危机。那些遭受极端天气的受灾地区，就像ICU里的病人，只能等待应急救援。而救援人员如同ICU医护人员，同样疲惫不堪。据报道，由于今年极端天气多发，频繁投入救援救灾行动让不少民间救援力量陷入疲劳作战。而且，在多灾和缺钱的当下，不少民间救援力量面临着生存困境。

更可怕的是，一旦进入“气候危机ICU”状态，人们就会变得短视。就像在ICU里，不管是插管还是电击，只要能续命就行。在气候危机中，一些具有争议的方案，如《白色天空下》里提到的“太阳能地球工程”，可能会被视为特效药而采用。

如何避免进入“气候危机ICU”呢？其实，我们对气候危机的认知应该和对健康的认知一样。预防胜于治疗。

我们需要立即采取气候行动，普通人可以选择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环境负担；在更大层面上，我们需要提前搭建备灾体系，加大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投入。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的报道，气候变化每小时给世界造成的损失高达1600万美元（约1.15亿元）。与其让这么多钱损失掉，何不提前投入“治未病”呢？无论是个人健康还是全球气候，预防总是比急救更明智、更经济的选择。

超级细菌与同一健康

在“气候危机ICU”，超级细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爸爸这次在ICU里还感染了耐药菌，其中包括被世卫组织列为最致命的超级细菌：鲍曼不动杆菌，最终不得不靠昂贵的“最后防线抗生素”粘菌素，才控制住了炎症。粘菌素曾在畜牧业中大量使用，2015年11月，中国发现了具有粘菌素耐药性的质粒后，便停止其在畜牧业中使用。

超级细菌是如何感染我们的呢？超级细菌的产生和传播途径主要有两个，《完美捕手》一书中进行了详细介绍：

一方面，医院为耐药细菌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从复杂的医疗设备到静脉输液器等其他设备，都可能成为微生物的“公共交通工具”。另一方面，五分之一的人类抗生素耐药性感染来源于食物和动物。畜牧业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耐药细菌通过食物链，最终传播到人群中。

更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超级细菌的威胁。202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温度升高和污染促进了细菌生长和耐药基因的传递。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严重洪灾可能导致卫生条件恶化和污染加剧，为耐药细菌创造有利条件。

面对这样的威胁，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开发新的抗生素来应对超级细菌呢？然而，现实情况是，自1980年以来，再没有新的抗生素类型进入市场。如今大型制药公司都关闭了抗生素研究实验室，因为在已知的抗生素类型中寻找新药物，比开发新的抗生素类型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一位专家将制药公司对新抗生素开发的抵触与公众不愿买灭火器进行对比，为什么要花钱去买一件你可能永远不会用到的东西呢？

可见仅仅依赖新的抗生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细菌或病毒的进化速度远快于人类找出新药的速度，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就引出了“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人类、动植物和环境的健康是密切相关且相互依存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减少环境污染可以减少超级细菌进化和繁衍的机会；人类健康与地球环境以及其他生物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应对超级细菌威胁的关键在于采取全面的方法：

在医疗领域，谨慎使用抗生素，改善医院卫生条件。在农业领域，减少抗生素的滥用，推广可持续的养殖方式。在环境保护方面，减少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在科研领域，继续探索新型抗生素，但同时也要研究替代疗法。

总之，应对超级细菌的威胁不仅需要医学手段，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全面的“同一健康”策略。

今天与未来

“可能未来对今天来说不重要，对吧？”

《重症之后》一书中，一位母亲总是期盼儿子能回到大病之前的样子，她曾会考虑儿子的很多种未来，但她还是慢慢接受了现实，与其想象不切实际的未来，不如心怀希望，步履不停。

在这个被高温笼罩的夏天，多亏了“眼光总给人以希望，但眉间总流淌着淡淡忧伤的ICU大夫”，我爸爸平安走出了ICU。他现在要依靠吸氧维持生活，接下来要如何继续治疗，何时能恢复健康，一切都充满不确定。

同样地，生活在“气候危机ICU”里的我们，也无法得知下次极端天气会发生在哪里，气候临界点何时会被突破，超级细菌或新病毒何时会来袭。

“如果有一件事能把我们这个分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都越来越感觉到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极端高温是由一种疾病造成的，这种疾病是对化石燃料上瘾，是对气候问题无所作为，是疯狂焚烧我们唯一的家园。

有意思的是，我的“ICU生活”正是这种疾病的典型体现。我要让自己尽快走出“ICU生活”，因为我希望爸爸能再次恢复健康，也希望自己能健康地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