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美国中产：美国无阶级神话的破灭与社会贫富分化问题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19日晚上，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其中九次提到中产（middle class）这一群体。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之后，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日常生活用品、租房、普通代步的二手汽车等都大幅涨价。普通中产和工薪阶层深受其害。在这次大选中，哈里斯承认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并将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哈里斯提名蒂姆·沃尔兹为副总统候选人，笔者认为其主要考量因素就是阶级。她或许无意纠正过去关于美国社会的错误的说法——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classless）的社会，但显然在这场大选中，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随着美国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将会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当地时间2020年8月19日，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持续举行，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正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

一、美国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

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里，根据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的数据，分析了美国日益增大的贫富分化问题，指出在未来贫富分化还会继续加大。他指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非常宽泛，甚至可以上不封顶，下不封底。由此可知，学界也并无一个精确的阶层划分标准，如何划分阶层争议很大：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名称和实际对应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但一个不容被否认的事实是，经济上的绝对优势较易转化为文化或社会等资本，但反过来并不成立。

皮凯蒂的书出版于10年前，而最新数据[1]显示，美国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美国67%的总财富，而最底层的50%的人口只拥有2.5%的总财富，那么，40%的中间人口拥有30%左右的总财富。由此可知，现在美国的人口结构按照财富的分布早已不是1950年代的纺锤形，而是近似于金字塔的结构，按财富分布来看，美国社会变为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这超出大部分人的认知。因此，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而非一个没有阶级（classless）的社会。本文的阶级阶层划分以财富为基础。

美国的人口金字塔

富人或上层阶级（upper class），占总人数的10%，他们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总财富增加的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他们会越来越富，贫富差距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大。

中产阶层整体萎缩，表现为财富总量缩水，以及人数减少，表面原因则是相关的中产职业减少。传统的三大具有社会地位且回报不错的中产职业为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前面两个目前在美国社会的收入、岗位数量各方面的变化笔者不甚清楚，就大学教授这个职业来说，目前形势不容乐观。《离开学术界》和《学历之死》（都已译为中文）的作者们提到，高等教育中有教职的教授数量大幅度减少，现在想在美国学界找一个教职轨的岗位，非常困难，很多人都是学术临时工（代课老师adjunct），疲于奔命，既无尊严，又无经济保障，甚至很多雇主不会为这些临时工购买医疗保险——这些人按小时获得工资，显然不再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范畴。即使是获得教职的人，除了经济上有基本的保障之外，根据笔者的观察，很多人也难以兼顾生活和工作，教课敷衍，也无法用心指导学生。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正陷入巨大危机和困境。

工薪阶层占总人数的50%左右，财富总量却只有2.5%，而且还在变少。另一参考数据为极端贫困人口以及美国统计局所设定的贫困线。[2]美国各州的贫困线所设置的最低金额不同，2024年全国的贫困线划在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夏威夷州（消费整体偏高）则在一万八千美元，这并不是说这个金额就足够一个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实际情况是这个最低金额显然不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这个线是为了政策需要而划定的，在这个线以下的人口才能申请各种政策补助。处于这么低的贫困线之下的人，占了总人口的11.5%。因此，这些人，必须通过政府的各种福利政策，才能勉强活下来。如果抬高这个贫困线，那么贫困人口比例肯定还会变大。著名作家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做过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版了两本畅销书，其中一本名为《微薄工资：在美国的生存困境》（ 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她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做两份工作，得到的报酬能否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开销，而答案是，不能。埃伦赖希的书也指出中产下滑到工薪阶层的原因之一就是提供较高薪酬的岗位变少。

至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里面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即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最显著的特征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最大化、成本开支最小化，具体表现为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极力压低工人工资，表现在商业化日益严重的高校层面就是缩减教职数量，用代课老师来降低成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社会贫富极度悬殊的问题。下面将具体地对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进行分析。

二、谁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美国已逝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2011年领导了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他按照财富的多寡把美国人分为1% 的巨富和99%的普通大众两类。这一分类方法能让更多人产生认同，“我们是那99%”一度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We are the 99%）。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和皮凯蒂的研究，可以继续借用这一格雷伯的口号，同时稍作调整，在此将99%改为90%。哈里斯所指的“中产阶级”，大致对应的就是这90%的人，排除那10%最富有的人。这90%的美国人口，包括普通的“中产阶级”，也包括工薪阶层。

哈里斯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攻击特朗普时，强调特朗普是亿万富翁，他的政策将会有利于他的亿万富翁朋友，因而使普通的中产和工人阶级受损。除此之外，她并未明确表示会制定使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利益受损的政策。因此，笔者的理解是，哈里斯也不准备触动他们的利益。不得不提的是，哈里斯和她丈夫的财富总额有数百万，并且在多地拥有房产，因此，他们也属于那10%的人口。哈里斯的经济政策的焦点将会放在提高普通的“中产阶级”以及工薪阶层的生活和工资待遇上，但即使她成功当选总统并实施这些政策，也只是稍微减缓贫富分化的速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问题。

工薪阶层，或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更多被用在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以及五大湖区的铁锈带（原来的工业区，现在因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产业转移，造成他们失业，陷入经济困境）。而拜登和沃尔兹的原生家庭，都应归纳为工人阶级。拜登一直强调自己出身于普通家庭，他前段时间发布了退选演说，也提到自己来自于普通家庭（modest/ humble background）。[3]

关于美国社会贫困白人的研究并不多。2016年，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出版的专著《 贫困白人：美国四百年未被讲述的阶级史》（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成为畅销书。伊森伯格非常深入地探讨了白垃圾（white trash）——又称贫困白人（poor white）——这一群体。其主要论点是贫困白人现象自建国之前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就存在，是结构性问题，最重要的论点是驳斥美国是一个不存在阶级的社会这一迷思。这些“白垃圾”指的主要是美国南部农业州、一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白人，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贫困白人在数次政治选举中被利用，但是国家的政策并不利于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特朗普在2017-2020年任期之内，其政策措施并未使这些人受益。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也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合理化其阶级利益，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现有结构和秩序，维持原状，无法改变。

《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书封

美国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和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相关。《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一书通过调研发现，黑人社区的住房条件明显低于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小区，而黑人所要支付的房租并不比“中产阶级”小区低多少，且黑人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进行买房，这样贫困问题就会因为种族问题而进行代际传递。

因为工薪阶层的经济不公平的待遇，工薪阶层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会斗争和运动越来越多，大家一起抗议增加工资。由此可知，最终工资的提高并不是大资本家大发善心凭空而来的，而是工人们通过不懈的斗争争取来的（参考具体的历史考古学的研究，篇幅原因不在此详述；亦可参考大卫·哈维《资本的17个矛盾》）。工人阶级之所以大力支持沃尔兹，就是因为沃尔兹作为州长推出的很多政策有利于工会，亦即有利于这些普通人。

除此之外，美国的公立初中高中教师属于公务员，但工资待遇各方面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也有工会。拜登之前取消学生贷款（forgive/cancel student loans）的政策，受益的就是这一群体。笔者之前关注了与学生贷款相关的新闻，具体实行方法为：以前贷款的学生们（现在是公务员、公立学校的教师等公职人员）以月收入的5%的金额还贷，还20年左右，之后就一笔勾销（无论还欠多少）。这一政策聊胜于无，能够稍稍减轻受益者的生活压力，从而略微提高其生活质量，或许长远来看会功德无量，但政策本身是非常温和谨慎的。更进一步讲，这不仅体现了美国三权分立里总统的有限权力，在关键议题上无法发挥作用（政策能否通过要看国会），更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局限性：有利于工薪阶层的政策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而不过是杯水车薪，尽可能小范围缓解阶级矛盾，而不可能真正解决矛盾。

除了上述的政策措施之外，笔者最近几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美国各高校也会组织以代课老师和博士生群体为主的工会。就笔者熟悉的纽约三大高校而言：纽约大学的代课老师的课时费是最高的（工会通过不断和校董、校方的斗争和协商，最终代课老师的工资增加，符合条件的代课老师甚至获得了补发工资，受益群体扩大）；其次是纽约城市大学，因为大量代课老师组成了强大的工会，课时费在不断慢慢提高，且符合条件的代课老师可享有较好的医疗保险，但因为是公立大学，其工资的涨幅和力度无法和纽约大学相比；最低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代课老师数量最少，且该校工会力量较弱，否则无法解释在这三个高校里最富有、校友和社会各界捐款最多的常青藤大学，为何支付给代课老师的工资最低这一现象。

三、哈里斯为什么选择沃尔兹

伊森伯格《贫困白人》一书已非常清楚地戳破了美国没有阶级这一迷思。过去，这种叙事让广大的工薪阶层也误以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让“中产阶级”觉得他们没必要担负起变革社会的责任。哈里斯选择沃尔兹而非精英路数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沙皮罗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阶级很可能是其最大的权衡因素，沃尔兹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期间的政策代表的是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哈里斯这一深思熟虑的抉择表明她希望能够改善“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和处境，把口号落实（或至少让更多人相信），赢得这些人的选票，成为总统，进而能够推行相关的经济政策。毕竟，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赢得选举。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8日，美国佐治亚州，卡玛拉·哈里斯听取蒂姆·沃尔兹的讲话。

沃尔兹出身于农村，家里没有资源，凭借着自己一路摸爬滚打，先在中国做了一年英文老师（注：在中国当外教的美国人，很多是在美国找不到体面工作，不然不会有人拿着和美国相比超低的工资，在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工作，当然，体验生活和真正热爱除外，而沃尔兹属于后面这一类，因为他当时可以选择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在美国非常普通的两所高校获得了本科和教育硕士学位。沃尔兹之后在军队服役多年，退役之后在普通公立高中做地理老师和足球教练多年，之后成功竞选众议院议员，工作获得了当时的议长南希·佩洛西的肯定。后成功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连任，政策非常有利于工薪阶层等普通家庭。虽然沃尔兹的人生路径让普通人看到希望，从沃尔兹一家公开的报税记录可知，他们依然是很普通的“中产阶级”，但他的成功已经非常励志，且普通人可以去部分复制。

沃尔兹的简历和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典型政客的精英大学背景、商人的成功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很多精英政客本身出身于精英家庭，他们很容易进行阶层复制，掌控尽可能多的资源，更易成功。《优秀的绵羊》一书指出，美国教育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富人保持特权，代际传递，“中产阶级”焦虑，贫困人口没有资源和条件接受好的教育，不大可能就读于精英大学。此外，即使精英大学开放少量的免学费名额给家庭年收入徘徊于工人阶层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学生，也并不会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最近一本社会学新书也谈到类似的问题，虽然研究对象不是美国——姜以琳的《学神》聚焦富人精英阶层如何通过高价的教育投入进行代际间的阶层复制。特朗普虽然不是典型的政客，但他竞选总统前所取得的商业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父亲是富人，因而他的成功不具有代表性，普通人无法复制。特朗普讲交易艺术的书，亦不具有太大参考价值。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有名校光环（耶鲁大学法学院），且早已脱离了自己之前的那个圈子——他在《乡下人的悲歌》里所描述的出身——成为了千万富翁。万斯的经历普通人也无法复制，因为现在美国的普通人就读名校的机会越来越小。也只有在美国名校富人云集的背景下，才可能认识富裕的另一半。万斯在耶鲁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通过婚姻实现了逆天改命，因为他的印度裔妻子是印度最富有、位于种姓制度最顶端的婆罗门后裔。而研究表明，这种双方来自贫富差距巨大、背景悬殊的人结合的概率，越来越低了。

四、总结

从以上围绕贫富差距和阶层进行的分析，我们可知：在美国，无阶级社会这一叙事是大资本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合理化其统治，对普通“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进行的洗脑灌输而已。因为政府无法改变大资本、跨国资本掌控美国经济的局面，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皮凯蒂所揭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问题就会继续下去，那么无论当政的政党采取什么经济措施，处于底层的那50%的人口的处境并不会有根本的改观，无论政策如何倾斜，只能暂时性地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笔者整体上对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持悲观态度。

基于这一认知，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无论美国社会在职场招聘甚至大学生录取中如何去贯彻和实施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原则（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DEI作为身份政治最直观的体现，只涉及性别性向和种族问题，未能触及最根本的由经济决定的阶级问题。这更加验证了上面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虚伪和局限性：继续掩盖阶级问题这一最深层次的矛盾，继续把这一矛盾转移到肤色和性别这些流于表面的身份政治上去，其潜台词是：“我们已经在改善历史上的遗留问题了，因此，受益的你们这些人，现在该满意了吧。”